打開SARS記憶封印【志為護理第十九卷三期 - 白袍 vs. 白衣】

文/林喬祥 花蓮慈濟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

好快,二○○三年的SARS 風暴距今又是多少年過去了。

那年五月初進到國軍松山醫院第九病房那一段時間的工作筆記、手札、隨筆,從那時帶到花蓮之後,就一直被我擺在書櫃裡的角落裡,大概像是對一個曾經驚恐的經驗,無法抹滅遺忘卻又寧可盡量不去碰觸的心情吧!二○○八年整理書房時,裝著這些資料的袋子,靜靜地出現在眼前,像是輕聲地提醒我:「五年了,是時候了!」翻閱著當時留下來的隻字片語,那段日子前後的種種場景,又鮮活地在回到腦海裡。

二○○三年三月初,服了三年半的役期後我從國軍松山醫院退伍,離預計到花蓮慈濟醫院服務的六月還有一段時間,那時原本就預定好要利用這個轉換人生軌道的機會,與太太出國一趟,打算先去法國,繞到英國,然後或許飛到美國,再回臺灣。那一陣子因為心裡有著先到歐洲、美國旅行,然後搬家到花蓮工作生活等等計畫,感覺特別輕鬆,似乎接下來的一切都會像是計畫過的一般美好、順利。對於正在身邊醞釀著的SARS 風暴竟也樂觀地不覺得有太大異樣。

我在三月三十一日,政府公布居家隔離措施後的第三天出國,其實當時應該算是SARS 發生在臺灣的第一波,只是狀況尚不明朗,我心想,應該出國一個月回來,這個風波就結束了吧。

法國之行跟原本預期的一樣愉快,出國進入第四週時,我在英國接到臺大精神科的老師宋維村醫師的電子郵件,郵件的內容大抵是告訴我,送出去的論文已經被國際期刊接受了,恭喜大家。只是他有些沮喪,因為他正在「居家隔離」。宋醫師被隔離的主因是他那陣子曾到過和平醫院的護理之家,依居家隔離措施必須進行居家隔離。那時人在國外的我並不了解事態的嚴重性,記得我還回信給老師說,雖然他很沮喪,但是我的假期讓我覺得很開心。

一直到我們在英國愛丁堡一家民宿中,看到英國BBC 新聞臺播報臺灣的和平醫院隔離同仁在SARS 衝擊中發生跳樓事件,我才開始了解到臺灣正在經歷的恐慌。當時雖然不知道事情會怎樣,該做些什麼事,卻也無心繼續接下去的行程了。與太太討論過後決定提早結束旅程不去美國,就從英國直接回臺灣。

離出國整整一個月,我四月三十日回到臺灣。回來後才知道松山醫院已被指定為「SARS 專責醫院」,先空出了第九病房開始收治原本在和平醫院接受治療的十八名SARS 病患,臺北市的疑似案例也將儘量轉送此處。當時的醫療團隊是由國內六大醫學中心相關科別的醫護人員組成,由榮民總醫院李建賢主任指揮。

從新聞當中我知道一位原本在松山醫院,後來轉任三總社區醫學部主任的同事羅慶徽醫師,也參加了當時的醫療團隊,於是就試著跟他聯絡,看看是不是可以知道情形如何,有沒有什麼是可以做的事。電話中羅醫師急切地說「裡面很需要精神科的人」,但是狀況是怎樣卻也沒法說得清楚。我那時想,雖然主要的問題是呼吸系統的傳染性疾病,但是住進第九病房的病人不是極可能被感染而得面對死亡的威脅、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可能性而被強制且突然地隔離的人,極可能都不清楚到底狀況如何,或是知道狀況但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一定都是非常慌亂不安,需要精神科的人員來協助穩定情緒的需要性應該是無庸置疑的。但是怎麼做?誰來做呢?

我心想:我才剛在松山醫院待了三年半,經常去第九病房會診,環境我很熟悉,而且精神科人員本來就不是很充分,有誰像我這樣能有這麼多彈性的時間呢?那段期間我與宋醫師一直保持寫信聯繫,所以我回信給宋醫師告訴他,「我決定進去松山醫院」。

宋維村醫師是對我走入精神醫學的領域有深遠影響的一位師長,不僅開啟了我對精神醫學的興趣,還同時是我專科醫師考試的巡迴主考官及博士學位的口試委員。他回給我的信上寫著:「我知道你會做此決定。」我知道我有老師給予的全心支持。

恰巧當時松山醫院SARS 專責病房的指揮官榮總感染科李建賢主任是宋醫師的大學同學,在宋醫師與他聯繫後,我在五月四日進入了松山醫院第九病房。當時很重要的一點是李主任和來自各醫院的團隊成員沒有人對於團隊來了一個精神科醫師覺得奇怪,也沒人覺得來的人就只做什麼事,而是在各自的專業上如何協調讓團隊發揮功能,協助病人在那個面對可能的死亡威脅卻還不知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情形下,能夠安心穩定,接受必要的處理。我在第九病房裡主要的工作是在瞭解病房的運作模式及狀況後,建立起心理健康工作的進行方式,例如:如何在不耗用防護資源的情形下對病房內被隔離著的病人的心理或情緒狀況進行處理,如何彙整病房外的協助力量(像由政大的許文耀教授帶領著一群諮商輔導科系的同學很快地也來到醫院)來進一步協助心理健康處理團隊的運作。

說起來好像是把一個模式釐清了就可以建立下一個模式,實際上當時處理各種狀況的方式隨時都在依最新情勢而改變,想起來如果不是彼此打氣支援,大概很難進行下去。

在入駐松山醫院七天之後,心理健康的工作模式大概摸索出來,後續的團隊成員也有所安排後,我依原訂計畫回到淡水家中,進行十天的自我居家隔離,並利用接下來的十天整理家當,五月底舉家搬遷到花蓮,六月二日到花蓮慈濟醫院報到上班了。來到慈濟醫院之後才知道慈濟當時早已在各個相關醫院外設立了服務站,雖然院內外訊息傳遞尚未有效建立,許多志工仍嘗試扮演「橋梁」角色,將「安心條」送入醫院內,讓需要的人依序填入「需求事項」、「地址」、「電話」與「聯絡人」等,扮演「愛心郵差」,展開「使命必達」的快遞任務。

如果我更早一些瞭解慈濟志工作業的模式,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也會感覺有更多的後盾。

經過了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最迫切緊急的危機之後,SARS 的風暴漸漸在眾多人的努力下平息了,我也一步步在花蓮慈院開始新一階段的工作及生活。五年來因為自從SARS 的緣故,臺灣醫界開始進一步加強院內感染控制的規範,並規劃進行醫學生畢業後第一年(PGY1) 訓練,所有人心中想的應該是:如果再來一次,我們會不會做得更好……。

現在回頭來想那一段時間的種種,自己也有點訝異好像說得上來的也就是一天接著一天,一件事接著一件事的印象。倒也沒有什麼太多自己這些年來覺得不容易去碰觸的心情或感受。因為一切都過去了嗎?或許吧!當一些事情的印象或感受漸漸淡去的時候,我還依稀記得當我跟宋醫師說我要進去松山醫院的時候,我心中想的是,疫情總會過去的,有些事如果現在不做,心情也許就永遠過不去了!用這幾年來在慈院所理解的,應該就是上人經常提醒我們的:把握當下,做就對了!

以下附上一篇我於二○○三年的護士節,從松山醫院回家居家隔離中寫下的短文,當時是希望跟同在驚慌中的大家分享心情,也告訴所有還在最前線的護醫同仁「我以能作為您們的工作夥伴為榮,保重,加油!」


不要讓這些犧牲白費了

昨天是母親節,但是有許多的母親沒法和家人相聚,
今天是護士節,但是有許多的護理同仁沒有過節;
因為現在我們正在和SARS 病毒這個以前沒人遇過的凶狠敵人進行一場激戰。
而許多的母親或她們親愛的家人,以及護醫同仁都在戰場的最前線⋯⋯
我們對戰爭這回事並不陌生,近百年來就有戰爭,
雙方都看得見彼此的兩次世界大戰,到剛結束的美伊戰爭,
或者是人類和病毒這個看不見的對手的戰爭,例如:
一九一八年的流行性感冒病毒、韓戰之後的漢他病毒、
一九八○年代起的登革熱病毒、近十幾年來的愛滋病毒⋯⋯

不同的是,
這次與SARS 病毒之間的戰爭,
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
而且如此兇猛而突然,
每一個人都成了可能被病毒攻擊的目標,
因而也無可避免地捲入戰事之中。

戰事中有人喪命有人受傷,
有人被突然地隔離,也有人行動自由或生計受影響;
而這些都發生在短短的時間內,
發生在許多人都還處於面對衝擊時的震驚否認氣憤之中。

恍若置身事外或不得不面對時的震驚否認氣憤,
無助於盡快讓這場戰爭止息,
每一個人儘可能冷靜地想想,在怎樣的戰鬥位置上、做什麼事最能發揮自己的功能,
然後開始行動,
才能讓自己的情緒逐漸穩定,讓戰事盡快平息。

主政者、研究者、醫療者、媒體⋯⋯
每一種專業者,
從選擇自己的專業時給自己或大眾的承諾出發,
思考判斷為所當為,
請一般民眾信賴專業,
必要時配合一些不同於平常的措施,學習一種不受時空限制的相互陪伴,
而每一個人都照顧好自己。

在這場面對SARS 病毒這個首次出現的敵人的戰爭中,
到現在,
有人犧牲了生命,有人犧牲了自由,
但現在不是究責遷怪的時候;
需要的是彼此理解提醒激勵,盡快走出震驚否認氣憤,
不要讓前面這些人的犧牲白費了!

借用一直在最前線奮戰的顏慕庸醫師的短詩,括弧內寫下我的想法與大家分享:
When this is all over (It won’t be long if we aware enough)
當這一切結束(如果我們清楚覺知,時間不會等太久)
And we are still alive (I believe the most of us will)
而我們仍然存活(我相信大部分的我們可以)
Then we can take off the masks (all kinds)
屆時我們可以卸下口罩面具(身上心理各種的面具)
And get to know (ourselves and) each other better.
然後更了解彼此(和我們自己)

轉載自《美麗心境界》(經典雜誌出版)、《人醫心傳》52 期(2008 年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