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醫心傳第162期 - 明師講堂】慈濟醫學與臺灣防疫 李明亮的四分之一世紀

口述/李明亮教授 前衛生署長、慈濟大學創校校長

歡迎李明亮校長回到花蓮與我們見面並暢談往事;他回到臺灣的時候,五十六歲,是一個男人正成熟,知識、經歷、人際關係各方面非常圓融的時候,毅然回來臺灣,要把他一生的教育理念在臺灣落實,而他選擇了花蓮做為他落腳的地方。在這二十四年來,接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他的人生有很大轉變,也許跟他當初回臺時的預想完全不同,非常精采,值得我們年輕醫師來學習。尤其是他「山不轉路轉」的態度、決策過程的考量,於此分享我們所尊敬的李明亮署長、李教授這四分之一世紀回臺灣的奇幻旅程。──郭漢崇醫師 慈濟醫療志業副執行長

很高興看到很多非常熟悉的朋友,要在五十分鐘內講四分之一個世紀,說長很長,說短很短;回來,又走,看著很熟悉,又很陌生;人生也就是這樣,有時,在同樣的地方,你覺得很熟悉,卻又非常陌生。

設定返臺十年 意外投身慈濟

我在一九九二年回來臺灣,當時我五十六歲。大約二十五年前,一九九一年時,成大醫學院黃崑巖院長打電話給我,說他要退休了,邀請我接任院長,那年剛好我最小的孩子上大學,孩子們一年放假回來兩次,我跟太太進入空巢期;一個想法是,我們有好的房子、優渥的收入,可以在美國一直待下去;另一個想法是,我可以在五十五到六十五歲退休前這十年,回臺灣看看可以做些什麼,有這個想法的時候,就接到成大的邀約,「好吧!」決定回來談談看。

跟成大校長談,感覺還不錯,但有一兩個地方「轉」不過去,有困難,正在猶豫的時候,來了不速之客。

因為我一直擔任衛生署的顧問,有一天我到臺北開會,晚上回到臺大景福校友會館時,會館的人跟我說:「你房間有兩個人在等你,不要嚇到!」原來是臺大的兩位教授蘇益仁跟陳振陽,他們說:「證嚴上人希望你回來幫他們開一個醫學院……」忙了一整天,顧問完非常累,隨便應付一下,他們就走了,我聽到他們說:「啊,沒希望了,沒希望了。」

隔天早上我回臺南,臺大王作仁教授來送行,他曾到美國跟著我當fellow( 臨床研究醫師),我跟他說:「昨晚被你們兩位教授『聊』了很久,很晚才睡,他們說的『慈濟』、『上人』我聽都沒有聽過。」王教授很認真地對我說:「等一等,如果是我,我會選慈濟!」回到臺南之後我打電話給太太,她說:「你可以去考慮看看。」我就聯絡蘇教授說願意再談,但很快就要回美國了,林碧玉副總(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很快就跑到臺南來,我還記得是在一個咖啡館,從那個地方開始慢慢談談。

花蓮慈院聆聽演講的同仁分批與李明亮教授合影,也有許多是李教授任校長時的慈濟大學畢業校友,前排左三為慈濟醫療志業郭漢崇副執行長。攝影/麥宇婷

所以隔一年,一九九二年我就回來花蓮了。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推了最大一把,就是郭漢崇醫師帶我們去看七星潭;從一條很直很直的路,經過花蓮師範學院,哇!突然間豁然開朗,就是七星潭;尤其是我太太,根本看了以後「就回不過頭來」了,她說:「唉呀,這個地方太好了!」

奠定慈濟醫學教育特色

我在慈濟一共八年,兩年的籌備,以及兩任的( 慈濟醫學院) 院長、( 慈濟大學) 校長,經歷過很多事情,我簡單分享幾個我認為可歸類為「成功」及「失敗」的地方。

我認為做得還可以的有幾點,第一是我們整個校園的建築。

那個時候我就像工頭一樣,幾乎每天都在跑工地,到現在,打樁、綁鐵絲,我都還會一點,最主要是考量到地震來時的避震性。還有很不錯的圖書館、體育館、生命科學院……

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八十八學年度畢業典禮,李明亮校長當時已赴任衛生署署長,特地回來主持畢業典禮。攝影/陳美蓉

第二點,這要非常感謝證嚴上人,八年之間我提出七次預算,七次預算一塊錢都沒有被砍,他知道我們內部一直砍,可以省的都不會提出來,所以提出的預算都是一次就通過了。可惜這個精神後來不能適用在衛生署。

第三點是大體。大體對於醫學教育是很重要的,當時醫學系學生很快要升上三年級,要上大體解剖課程了,我與當時教大體解剖的曾應龍教授討論,美國是五個醫學生共用一具大體,我們希望慈濟學生可以達到美國的水準,甚至四個人一組,但在臺灣不容易,怎麼想都想不出方法,後來,我們跟上人提大體捐贈的想法,我以為上人會反對大體解剖,想不到,上人不但出來帶頭講,開始向弟子、慈濟師兄師姊宣揚,將大體捐贈的精神傳世,到後來,我們儲存大體的地方都滿了,也開始供給其他學校,唯一的條件是對待大體的處理方式要跟我們一樣。大體的保存方法,我們直接拿世界上最好的文獻去查,去改進,研究不以福馬林液浸泡的方式,包括灌流的液體,怎麼樣先取出血液,我們研究出不要浸泡福馬林的做法,身體包、隔絕氧氣等等。大體這部分,是早期我們很成功的一件事情。

同時,當時衛生署支持我,知道我來到花蓮,那時醫學院還沒成立,( 一九九二年) 先在東部設立產前檢驗篩檢的「優生保健諮詢中心」( 隸屬於花蓮慈濟醫院,二○○三年改稱「遺傳諮詢中心」)。

此外,是在慈濟醫學院成立一個關於原住民健康研究的地方,一開始稱為原住民健康室,後來的原住民健康研究中心,是公共衛生系的一個碩士學程,準備將來會有一個原住民的健康學院。因為原住民的健康,的的確確我們不只沒有做、也沒有了解,例如很多病症與環境的相關分析……我覺得我們應該好好做,所以就開始了原住民的健康研究中心,當年第一個研究討論會主題就是戒酒。

十公里與五十公尺的堅持

當時還做了幾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十公里路跑」,從學校跑到靜思精舍,九點八公里,就算10K( 十公里)。每年跑一次,那我的目的是希望將來我們的醫學生也好、醫師也好,有一個身體上的耐力,不是跑一百公尺要跑多麼快,不是,那個不重要,我希望他們有耐力,所以我一直鼓勵學生去跑運動場,有時間就跑運動場。那麼每年的十公里路跑,我忘了是否有限制學生在多久之內跑完,我記得――跑得比方菊雄教授慢就不能畢業,他這個人天生跑得比我更慢,那後來那個政策有沒有好好地執行?因為訂標準訂得太低了……十公里,現在還跑嗎? ( 臺下醫院同仁與學生答:有。) 還有跑喔。記得那時學校保健室的酸痛貼布都沒了,因為第一次、第一屆跑下來,包括我自己走都走不動,就要去貼布,結果他們跟我說我「手腳慢」,「哎,校長,( 貼布) 都被拿光了。」

還有,我要求學生要游泳過五十公尺才可以畢業。因為五十公尺你一定要換氣,不能憋著氣就說會游,所以訂定五十公尺為標準。到外國我深深地認知到,游泳是生活必須的一種訓練,你不曉得這項技能什麼時候會救你的命,當一個現代的公民,應該要學會游泳。

神經科學與健康傳播 特色發展未成

接下來,我講幾個我認為沒有做成的事讓你們參考。第一個沒有做成的是神經科學。

羅彥宇醫師(左)在李明亮校長演講後上前致意,慈濟醫學院畢業的羅醫師感謝李校長啟蒙,大學時代就立定志向往神經科學鑽研,現為花蓮慈院神經內科醫師及記憶暨老年健康中心主任。中為陳宗鷹副院長。攝影/麥宇婷

在我的生涯裡,除了遺傳學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神經科學。我覺得二十世紀是遺傳學,二十一世紀則是神經學的世界,所以我當時延聘教職時,解剖學就找神經解剖,找到你們現在的曾國藩副校長,生理就有楊靜修、郭博昭教授,藥理就是邱鐵雄教授,盡量以神經科學做為中心,賴其萬、賴明亮教授兩位也都是神經方面的。後來花蓮慈院這邊的神經外科由林欣榮院長主導,也是圍著神經學。我希望從神經科學慢慢去衝,讓臺灣慈濟的醫學院成為神經科學發展的重點。

美國的國家衛生研究院集中在馬里蘭州的貝塞斯達(Bethesda)地區,英國國家醫學研究會的藥理研究在愛丁堡大學、分子生物在劍橋大學,哪個地方優秀就設在那裡;大學有硬體設備,有人才,由政府經費挹注,我跟國家衛生研究院吳成文院長討論,是否可依英國的模式發展,由國衛院成立一個神經科學研究中心,然後設在花蓮( 慈濟大學) ?吳院長也不小心答應了我。但是國衛院有很多官員,認為這樣會造成搶奪資源的情況而不了了之。

還有一個我認為可以發展的就是生態中心。在臺灣,不管植物、動物都非常好、非常多,那我們應該做一個生態中心,我希望慈濟大學的生命科學院成為經典,發展特色,我請了一位青蛙專家楊懿如老師來,希望多聘請幾位像她這種人才,最少把花東附近的、中央山脈的生態整理出來,結果只有她一位,後來也離開了。這部分是我沒有做成的。

二○ ○ ○ 年七月二十九日,設置在慈濟大學的衛生署「東區部落社區健康營造推動中心」成立儀式,由時任衛生署長的李明亮教授(左二)揭牌。攝影/李家萓

另外是想提升傳播學系的醫療方面水準,在醫學院成立醫學傳播學系,但系名把「醫學」拿掉,怕沒有人來報名,就稱為「傳播學系」,開宗明義表示此傳播學系是以醫療為主,早年傳播系同學也要上解剖課,後來就慢慢沒有了。

還有一樣事情,大家知道以色列是全國皆「兵」,我希望我們慈濟大學是全校皆「救災」的人,所以希望慈濟大學的學生都會急救,學會了一輩子都受用。以上是關於我慈濟歷史的簡單回顧。

出掌衛生署 新的學習機會

二○○○年,我被徵調去當衛生署長。我去的時候真的是單槍匹馬,什麼人都不帶,我也不知道何謂政務官、事務官,我連「簡任」跟「薦任」都不懂,只記得是一個草字頭、一個竹字頭,「竹子比草高」,所以竹字頭的簡任,比草字頭的薦任職位要高,公務員職等是第幾級也不清楚,傻傻地就上任了。

當署長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立法院。憑良心講,到現在我還是講,立法院立法委員們對我很客氣,非常客氣,他們開玩笑說:「啊你慈濟來的,我們會怕,外面有幾百萬個( 選民)……」,也開玩笑模擬選民的想法:「你欺負我們校長,好,那票就不給你……」所以他們就不敢欺負我。第二點是,當時我六十五歲,是第二老的內閣閣員,只有國防部長比我大,至少要「尊賢敬老」。

立法院真正是我學習很多的地方。有一次,有兩三位立法委員說:「署長,我們澎湖的醫療水準很『不錯』……」要我健保費打折對半,我想都沒想就說:「不可以。」他們就說:「署長,學一學東西嘛!不要講不可以,講『我帶回去研究。』」我馬上改口說:「好!我帶回去研究。」立院現場大家就笑出來了。

我回去想,其實我們對邊城地區,雖然( 澎湖) 醫療水準( 相對)較低,可是衛生署有各種不同的補助款,加起來的每人平均醫療補助可能比臺北多,因為針對偏遠地區有很多補助計畫。再例如,臺北市跟隔一個橋的中和、永和,可能醫療資源有點距離,中和、永和居民的健保費要不要打折?在臺北市裡,臺大醫院所在的中正區跟旁邊的區,醫療資源也不同,那健保費要不要打折?這樣全臺灣會亂成一團,到處都不公平,如果這樣看,世界上就沒有人要這麼做( 健保) 了,後來也得到那個立法委員的認同。不過這也是給我學習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臺灣全民健保 國際讚賞

我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接電話經驗;我有一次在辦公室,立法委員打電話來談健保,一直罵,同時間一個美國的參議員打電話進來也要談健保的事,祕書問:「署長,電話進來怎麼辦?」我說:「通通轉進來。」所以我接的電話,一邊是拼命罵,一邊美國是說你們多好多好,我一邊英文、中文的切換,心想「啊,這樣會『精神分裂』……」這邊回:「好、好,對!我們很好。」那邊回:「對不起、對不起!」

我在衛生署忙到什麼程度呢?從辦公室看出去就是要進來的門,人排列在那裡等,真的,就差手上沒有拿號碼牌而已。每天的行程就是開院會、委員會,中午回辦公室趕快隨便吃,接著有兩個鐘頭及下班回家前一、兩個鐘頭來處理同仁的事。

每一個同仁進來都有不一樣的事務,所以我的腦筋就要一直切換,一直轉。大家知道衛福部現在是天下第一部,當時衛生署一年公文大約十一萬份,每個月一萬多,我每天晚上都要帶回去處理,幸好我有一些小祕訣。

在衛生署真的是很忙很忙,當時還要管三十四家署立醫院,喔,現在改為二十六家!那時候三十四家醫院的大小院長、副院長、甚至各科主任重要的事都要請示,許許多多麻煩事,都要由署長管。健保費在我任署長時大約一年四千多億,現在應是六千三百億元,常常簽的都是一次很高的預算,所以在衛生署那個地方,老實講起來也是非常困難的。

健保雙漲的署長 

我做了一個決定,後來「健保雙漲的那個署長」,就是指我。

因為到了二○○二年,健保的錢已經不夠了,我是八月卸任,我們的錢不夠到已經發不出十二月的薪水,所以我跟行政院長說明這狀況,院長說( 你任期) 剩幾個月,要做什麼事現在就做,我就說:「要漲價。」「健保費漲價,還有要做部分負擔要調整。」院長被我說服,我說「拜託你請總統不要多說什麼」,我負完全的行政責任,請總統不要否決。最後也就開始實施了。我知道,我是全二十年來的健保唯一一個漲費率的人( 衛生署長)。後來也發生一起那時候有史以來最大的遊行示威,我也從中學習很多。衛生署在中正紀念堂旁,遭示威的人蛋洗,接著想要打破行政院的大門要進去,進去後就大亂。我說:「我到外面跟那些遊行的人講,我來跟他們對話好了……」本來他們為保護我不讓我出去,我還是堅持來面對處理。但出去以後,聽到的是:「署長加油、署長加油!」民眾以為我是被行政院院長壓著下來處理面對,要我加油,那我也沒有辦法好好解釋。幸好事情不久便解決落幕了。

索引卡的妙用

當署長時,還有一個祕訣,我覺得我做得很不錯。在立法院時,我準備了一疊Index(索引)卡,把重要的統計數字寫在上面,譬如十九歲以下的男人吸菸率多少、女的是多少。每次要開會前我就拿起來背,當立委講到的時候,我就找機會把數字拋出來,「噢!委員您記錯了,那個是以前的數字,事實上是錯的,現在正確的數字是百分之八點二。」給質詢的立委一個臺階下。聽到我的數字,這時候他就退縮了,不敢再大聲講話了,「很好用!」因為他知道他們沒有準備,我在必要的時候拿出數字給他看,他就知道不是唬人的。這讓我度過很多難關,索引卡一拿出來,我就知道他們輸了。

指揮SARS防疫 靠與民溝通

離開衛生署之後,國衛院吳成文院長請我去主持政策論壇。二○○三年爆發SARS(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疫情時,我那段時間已回到美國。阿扁總統請我回來擔任防疫總指揮官。我問他一句話「沒有比我更好的人嗎?」他說「沒有」,我考慮了五秒鐘,「好,我接。」就這麼接下來。當時我們動員很多人,三、四十個人在一個大房間裡作業,整間地上都是電腦線,一不小心就會跌倒。行政院長游錫堃不只一次問我:「李教授,我怎麼付你費用?」我說:「你付得起我嗎?」在醫院的加護病房、隔離病房進進出出,真的是連命都沒在算的。

指揮SARS 防疫,給我一個很大的經驗教訓就是「與人民的溝通」。當時能這麼順利地讓SARS 應變處理的特別條例法案通過,靠的就是與人民的溝通。防疫期間,所有電視頻道一天早中晚三次各五分鐘的播出時間,用三種語言跟人民直接說,你怎麼轉臺都會看到我,收視率達到七十八點多。

重點在於安撫民眾的恐慌和對死亡的恐懼,所以我每一天老老實實的報告現況:「有多少人進醫院、多少人出院、多少人死亡,死亡原因……」用意是宣導配合防疫,讓民眾了解「只要你聽我的方式做,就不用怕」,民眾後來都理解,會聽著照做。剛開始要施行隔離和強制治療,還有人「跑給你追」,那時候在萬華有一個疑似患者不配合,連警察、軍隊都出動,不行,最後還出動憲兵。因為總統給我一項權力,為了防疫,電話拿起來任何部長都可以動員。

我們僅用了世界各國一半的時間就把SARS 解決掉,也算是一件幸運的事情。直到現在,偶爾還有臺北市的計程車司機不收我的錢,他們說「署長,不用了,你不用收錢!」當然我還是會付錢。

今天的分享也沒有準備簡報檔,演講都是靠著頭腦裡抓出來的記憶。謝謝大家。(節錄自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花蓮慈濟醫院全院學術演講「回臺四分之一世紀」,整理/羅意澐、沈健民、黃秋惠)